[安庆本地网推荐]国外“老领导”卸任后在忙啥
国外“老领导”卸任后在忙啥除了写书演讲，外国“老领导”们还可能忙着打官司。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小布什前几天又来中国了。
8月1日，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来到广州参与商业活动。这也是小布什自2009年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后又一次来华。
如果现在提到“布什”这个姓氏，在新闻报道中最常出现的恐怕是正为2016总统大选发力的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而不是他的大哥——前总统小布什。自2009年退出政坛后，小布什就很少在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一点儿没有当总统时那种雷厉风行的架势。
小布什如此低调多多少少也是受了他的老爸——老布什的影响。老布什卸任后同样是深居简出，除了做一些慈善活动外，他也就是在大儿子竞选总统时重新回归公众视野，为小布什加油鼓气。至于其他的时间，老布什通常会和老友们钓鱼、打网球和高尔夫，好不快活。
老布什跳伞庆祝90岁生日
“特殊”的普通公民
在很多国家，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卸任后会选择从政坛隐退，重新过上普通公民的生活。尽管不少“老领导”也会对现任政府进行评论，但他们却很少在卸任后仍选择做一些实质性的政治类工作。
当然，作为昔日的大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老领导”们在卸任后也可以享受“特权”。例如他们可以领取超过普通公民的退休金或津贴补助，有些国家也规定卸任领导人可以继续享受安保、医疗、通讯、免费出行等优待。
除了可观的退休金，很多企业也会邀请“老领导”们进行商业演说或参与商业活动来“镇场”，出场费同样不菲；更有甚者，公司高管还会聘请“老领导”做独立董事或特约顾问，以求“老领导”们丰富的人脉关系能够为企业带来利好。
此外，卸任领导人也会通过出自传的方式赚取巨额酬金。这种方式不仅能让普通公民了解政坛“大佬”们的执政历程，也能让“老领导”们的“光辉事迹”名留青史，可谓两全其美。
小布什的自传《抉择时刻》
总的来说，卸任后的总统、首相们大多可以过上相当富庶的生活。
事实上，也有生活相对比较“艰苦”的老领导。美国前总统卡特结束任期后就陷入了财政困境中，他的农场因经营不善破产，甫一回到“平凡世界”的卡特就变得负债累累。无奈，卡特一边在大学给学生上课，一边“写书还债”，他写的书可要比后辈们多不少。
昔日庙堂，今日商海
当然，像卡特这样遭遇“窘境”的“老领导”也不多。实际上，很多“老领导”在离开政坛后就赚得钵满盆满，毕竟他们在政坛叱咤风云数十载的经历足可以换来一份收入远高于一国首脑的高薪工作。从政坛“退休”反而成了他们“脱贫致富”的转折点。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与普京私交甚笃的他在2005年退出政坛后，很快便被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挖走，成为该公司旗下一个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据外媒报道，施罗德的年薪就高达150万欧元，是公司其他高管的2倍多。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时，施罗德却被普京安排庆祝生日。在极其奢华的生日宴会上，施罗德和普京两人言笑晏晏、推杯换盏，与在乌克兰问题上针锋相对德俄两国形成鲜明的对比。《明镜》周刊甚至直言批评施罗德已经“迷失方向”。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与普京
但施罗德同另一个“老朋友”比较“吸金水平”，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个人就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布莱尔从首相位置卸任后的生活甚至要比在任时还要繁忙。除了全球各地的商业性演讲等着他，布莱尔还凭借着几十年政治生涯积攒的高端政经人脉而成为摩根大通、苏黎世金融等国际财经巨头的座上宾，甚至他还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托尼·布莱尔协会”，向各国高端政经人士提供咨询服务。
布莱尔来华演讲
善于经营的布莱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全球资产最高的卸任领导人之一。据英国媒体估算，布莱尔至少有2000万英镑的资产。
与布莱尔隔洋相望的“老伙计”克林顿也是“吸金高手”。虽然克林顿没有走上经商的道路，但他是货真价实的近40年来美国最富裕的卸任总统。和其他的美国卸任总统一样，克林顿也热衷于出书立传，而他的自传仅订金就高达1500万美元;他也和布莱尔一样到全球各地“走穴”演说，听众也大多为商政精英，随便一场出场费就能高达数十万美元。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游走世界的“活动家”
虽然卸任后的“老领导”们大多要么借势隐退、要么投身商海，但“处于江湖之远”的他们仍关注国际局势的变动。别看布莱尔和克林顿卸任后就忙着到处捞钱，但他俩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联合国特使(布莱尔主管中东、克林顿司职海地)。
卸任领导人国际声望高，影响力强，而且“时间充裕”，这些都是吸引国际组织任命他们的因素。所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很乐意给这些“老领导”们一些特使一类的兼职工作，能让他们继续“指点江山”，帮助解决国际争端问题。而且特使的工资并不高(克林顿只有象征性的1美元年薪)，“老领导”们也大多借用这一职务“发挥余热”。
2009年，克林顿被潘基文任命为联合国海地事务特使
当然，特使的“作用”显然要比总统或首相弱得多，成事的几率也并不是很高。布莱尔在担任中东特使的8年里不仅没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反而因替雇佣自己的摩根大通“拉业务”、力挺卡扎菲等行为屡屡被昔日同侪弹劾，最终他于今年5月辞去特使的职务。
布莱尔与卡扎菲
布莱尔虽然走了，但联合国特使的队伍里还有另一位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继任者布朗。2012年，已卸任首相两年的布朗被潘基文任命为联合国教育特使。除此之外，很多卸任领导人都成为或曾担任过联合国各种方向的特使——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是萨赫勒问题特使、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是气候变化问题特使、韩国前总理韩升洙为减灾事务特使。
没有找到“组织”的“老领导”们就只能“安享晚年”了吗?也不尽然。
上文提到的卡特总统在解决个人的“债务危机”之后，就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以“私人身份”参与国际事务、斡旋国际冲突。无论是去朝鲜“捞人”、去海地救援，还是去古巴“融冰”，这些争议地带总可以看见年迈的卡特的身影。在总统任期给世人留下各种“差评”的卡特反而凭借卸任后的各种公益表现获得200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同样地，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等人也在卸任后多次以私人身份访华，致力于缓和中日两国关系。
谁说没有“政治第二春”?
不过，也有一些“老领导”在卸任后还在政坛保持“退而不休”的状态。例如在很多议会制国家，首相或总理卸任后依然可以保持议员头衔，他们仍可在议会中为国家建言献策，甚至还有再次当选阁揆的可能。此外，卸任领导人虽不像在当权时那样“呼风唤雨”，但他们在政坛的影响力仍为本党后辈所倚仗。
在英国，那些在议会中担任议员时间最长、或是最年长的在任老议员通常会被冠以“下院之父”的称号。二战后，英国有3位卸任后仍在议会任议员的前首相获得过该殊荣——丘吉尔(1955年卸任首相，1959年当选)、卡拉汉(1979年卸任首相，1983年当选)和希思(1974年卸任，1992年当选)。三人在下议院里都有至少40年的议员资历，他们从首相位置上卸任后也依然在议会中为国家鞠躬尽瘁。
“下院之父”英国前首相卡拉汉
若卸任领导人年事已高，他们一般会在议会中为本党派的年轻后辈做顾问，扮演“导师”的角色;若领导人卸任时仍在壮年，他们也会选择在政坛卷土重来。
安倍晋三第二次组阁就是这样的例子。2007年，创下二战后最年轻首相记录的安倍晋三因身体原因首次卸任首相时“年仅”53岁。在日本政界，这个年龄尚属当打之年。果然，在休养了1年之后，安倍晋三重归政界。2012年，安倍晋三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在年底的大选中带领自民党取得大胜，他也再一次成为日本首相。
从官邸走向法庭
不得不承认的是，有的“老领导”卸任后可以过上“太平日子”，至于另一些，可能就要跟各种官司“结缘”了。
为了维护国家形象，以及保证国家元首可以正常履行职能，通常来说国家元首在任时都可以受到“司法豁免权”的保护。也就是说，除非是战犯这样犯下极端罪行的国家领导人，国家元首在任期内可以不被追究。但等“老领导”们卸任后，如果他们被证实确实有罪责的话，他们还是会被追究。
除了那些被控诉犯有严重的人道主义罪行的国家元首，可能大家最熟悉的“被判刑的老领导”就是让无数AC米兰球迷又爱又恨的贝卢斯科尼了。老贝的“罪名”可谓五花八门——逃税、行贿、做假账、滥用职权，甚至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条条都是大罪。光应付这些官司，老被恐怕也无暇顾得上米兰了。
北边的法国也好不到哪儿去。奥朗德的前任萨科齐及他的前任希拉克也成了法国法院里的“大忙人”。前者是涉嫌收受政治献金，以涉贪被调查;后者更是在临近80岁的时候，以挪用公款罪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可惜法国最受欢迎的总统也晚节不保。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
不过，尽管老贝被判的刑期已经累积到不知有多少年，但他从没在监狱呆过一天，毕竟年过75岁的他即使被判刑也不用入狱服刑。希拉克也是一样，出于人道主义和他在法国的极高人望，这个判决只会记入他的犯罪记录，不用坐牢。
这样的“待遇”，相比于东方国家的“老领导”简直幸福太多。
我们经常可以从新闻里看到韩国总统或总理因贪腐丑闻下台，甚至锒铛入狱的消息。今年4月，韩国前总理李完九就因卷入受贿丑闻而辞职，他也成为近36年来最“短命”的总理。但他还算不错的，要知道韩国的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分别被判处无期和17年有期徒刑。即使是“善终”的金泳三、金大中和李明博也因为家属的贪腐行为备受民众指责。
当然最惨的还得算是卢武铉。2009年，韩国多位政要卷入受贿丑闻中，其中就有刚卸任总统一年，在韩国政坛以“清廉”闻名的卢武铉。随着调查的深入，卢武铉涉贪的证据也愈发明显。结果，在2009年5月23日，卢武铉跳崖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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